选定形象代言人之后，对于孟子的注解，袁树着重把虞舜是致良知之始祖的概念贯穿始终。
但凡是涉及到虞舜的篇章内容，都要在注解中留下致良知的概念，以此褒奖虞舜，推崇虞舜。
而要论证一个道理的正确与否，不仅要有推崇的成功者，也要有个反面教材。
那么这个反面教材是谁呢？
现成的。
梁惠王。
孟子对虞舜是真爱，对梁惠王就是真恨了。
他把梁惠王是从头批判到脚，一点情面都不留，所以袁树感觉孟子对梁惠王肯定是有偏见，梁惠王和孟子之间一定有很多的争论和不愉快的经历，使得孟子久久记恨于梁惠王。
孟子全篇对梁惠王的评价很低，与梁惠王的谈话中，处处着重批判了梁惠王逐利轻义之举。
而在袁树看来这多少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
人家国君担心秦国、楚国和齐国的三重压迫，你却只说魏国本身而不提其余三国，搞得和魏国之所以被攻打全都是自己的错一样，这种受害者有错论放在当时实在是不合时宜。
所以在注解关于梁惠王的篇章时，袁树就不得不进行大规模魔改，将孟子的意思从单纯吹捧仁义魔改为希望梁惠王执行致良知的策略。
孟子说只要实行仁政，百姓安居乐业，那么百姓即使用木棍都能打赢秦国和楚国的强兵。
袁树对此注解为孟子是在打比方，着重讲述致良知的重要性，把仁政贯彻下去。
百姓得到了富足，自然会保卫自己的财产，这个时候秦国和楚国派兵来进攻，百姓和国君就站在了统一战线上，百姓自然会奋起抗击秦、楚。
以此为突破点，将孟子一大通仁义道理的宣扬全部魔改为对致良知的宣扬，对梁惠王的批判也主要集中在梁惠王只是听却并不行动起来这一点上。
由此，就能得出梁惠王的失败在于他只是知道良知，却不去做。
不做，等于不知。
不知，自然什么都办不到。
最后当然会失败。
袁树把梁惠王和虞舜做了对比，用致良知的虞舜降维吊打不致良知的梁惠王，在顺应孟子批判梁惠王、褒奖虞舜的基调之上，硬生生把“致良知”的概念掺了进去。
由此实现了自己的魔改，成就了知行合一对知而不行的全面胜利。
这是一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