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继续过着这样的平凡、单调而痛苦的日子。是什么一种力量支持着他那带病的身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每天下午发着低热，晚上淌着冷汗。汗出得并不太多。他对吐痰的事很留心，痰里带血，还有过两次。他把家里人都瞒过了。母亲只注意他的脸色，她常说：“你今天脸色又不好看了。”他照例回答她：“我觉得倒还好。”母亲痛苦地看他一眼，也不再说什么。她不会知道他的心。有一次妻在旁边听见母亲讲起他脸色怎样的话，妻冷冷地插嘴说：“这两年来他脸色哪一天好看过！”妻说的是真话。但是妻也不知道他的心。关切，怜悯——她们能够给他的就只有这一点点。母亲似乎比妻更关心他，母亲似乎更少想到她自己。但是连母亲也减少不了他内心的痛苦。
“活着好，还是死好？”他常常偷偷地想着，尤其是在办公的时候。他觉得“死”就在前面等他。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似乎在鞭策他走向着“死”。他回到家中，母亲的关心和妻的怜悯并不曾给他多大的安慰。母亲喜欢诉苦，妻老是向他夸耀丰富的生命力，和她的还未失去的青春。他现在开始害怕看母亲的憔悴的愁容，也怕看妻的容光焕发的脸庞。他变得愈不爱讲话了。他跟她们中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她们关心地望着他或者温和地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总要在心里说：“你们不了解。”她们的确不了解。她们也许觉得他有时会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她们，但是她们并没有特别担心。母亲或许担心，可是她的叮嘱和询问（叮嘱他小心身体，问他是不是有病）反而增加他的害怕和痛苦。“她就要看出来了，”他对自己说，他更加小心起来。有一次母亲谈起他的身体，妻立刻接口说：“让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妻还掉过眼睛来看他，这次是真诚的要求：你去一趟罢。“我很好，我很好，”他慌张地答道。“去检查一次究竟稳当些，”妻说。他不直接回答她，停了片刻，他才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现在看病吃药住医院都要花钱。象我们这种人只要有饭吃，就算是有福气了。他们说湘桂路上不晓得饿死多少人。”
母亲愤愤不平地叹了一口气。妻想了想，才说：“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也会象他们那样。不过我们活着的时候，总得想办法。”她皱着眉头，脸上掠过一个阴影。但是阴影立刻散去了。她的脸上不留一点忧郁的表情。
“想办法？我看拖到死都不会有办法，前年说到去年就好，去年说到今年就好，今年又怎么说呢？只有一年不如一年！”母亲终于在旁边发起牢骚来了。
“这要怪